“我为什么要每天花两个时间在通勤上,要是把这份时间用来学习,我得多挣多少钱啊。”

“一项工作还没来得及交付,另一项工作已经接踵而至,我什么时候才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等下一个假期来临,我一定花大块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现在先放一放。”

“我再玩儿十分钟手机,就开始实施我那宏伟的计划。”

“啪…”


我从来都自命不凡,觉得自己一定能成就一番伟业,就算不行,也能赚很多钱,为此我给自己制定过太多此计划,奈何平时太过忙碌,于是我把这一切都推到假期,觉得在那一整块的时间里,进去,再出来,就是一次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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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个圣诞节,《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妮尔·哈珀·李和她的朋友火了一把,一年薪资和一句写你想写的东西羡煞众人,她也不负期望,用这一年的时间写出了获得“普利策奖”的佳作,网友都说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一个朋友,于是这个朋友立刻被评为了和“别人家的孩子”并列的“别人家的朋友”,刚开始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十分羡慕,期望能获得这样的闲暇时光,以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但接下来元旦节就发生了上面一幕,我在又一次的自我批判中,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假期真的来临的时候,我竟然发现,我真正利用上的时间甚至比我平时更少。

如果不懂得支配闲暇,还不如没有闲暇。

如果说连短短的两天周末,三天小长假时间都不知如何管理,突然有了这么一年的时间,大概率也会被浪费,而这段时间,不管用来做别的什么事情,哪怕只是去找一份重复机械的工作,起码还能获得一份相应的报酬,这样也比让它落得个被浪费的命运更“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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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佩服那些在这个时代还坚持使用非智能手机和使用邮件等方式沟通的人,毕竟,在这个时代,不是没有承受诱惑的能力,而是有太多人花费巨量的时间在这个一百多克的家伙什儿里用各种手段诱惑你在上面花费时间,我们单枪匹马,只身一人,哪有办法和这么多人相对抗。

你有一百种对抗诱惑的准备,他们有一千种攻破防线的策略。

香港文化人,传媒人梁文道就曾经谈起自己是如何与社交网络保持安全距离的,他认为关机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我们没有必要去使用一种被标榜为让你自由自在,随时保持联系而实际是剥夺自由的工具的东西,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花费三个小时在手机上,位居世界第二,并还将这一恶习传递给孩子。

当然,更多人都使用智能手机、即时通讯的人不至于都成为日本媒体作家石川结贵口中的“智能手机废人”,并且对更多人来说它还是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每当回忆起有多少次被消息提示音、电话铃声打断乍现的灵光和思路的清晨,回忆起停下手里的工作,埋头鼓捣手机被虚度的下午,回忆起一回家吃过晚饭就躺在床上,又荒废掉的一个晚上时,所产生的懊恼。

《寻找时间的人》里面说过,谁都想不明白,日子怎么会过得那么狼狈,时间很充足,向来都很充足,是他们自己不会正确使用时间,这就是原因。这一次,我就是那个不会正确使用时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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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职业叫做自由职业,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十分羡慕,他们可以不用每天花时间挤地铁公交,只为了在规定时间里听到一声“打卡成功”,于是开始了解这种职业,而越深入了解,才发现一切都不是外表看起来的光鲜亮丽,而是需要多种能力的集合,才有可能做好的一种新兴职业,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极度的自律。

在公司上班,一般都有完善的制度,有考勤制约着必须按点上班,而自由职业者带着这份自由,就意味着要有足够的自律来支配这份自由,最常见和广为人知的一种自由职业就是作家,我们看到的是一本本陈列在书架上塑封好的书,以为这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其实每一块铅字,都是一笔一画的写上去的。

村上春树每天四点起床,写上五六个小时,并反复维持这个习惯,斯蒂芬·金每天坚持写两千字,即便是酗酒成名的海明威也会在写作过程中滴酒不沾地每天坚持单腿站立写五百字,并且在写《丧钟为谁而鸣》的时候连续96个小时修改文章,没有离开过房间,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文不加点的故事。


一份自律,一份回报,里奥巴伯塔早就告诉我们“对多数人而言,扣除花在睡眠、准备餐点与进食、交通、工具,以及处理杂务上的时数,每天其实就有那么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请多加保护自己的时间,这是你最珍贵的资产,请务必以生命捍卫它。”从自己手中,早日夺回时间的主动权吧,毕竟越自律,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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